走進慶云縣常家鎮(zhèn)三王（前王、中王、后王）村，有一座規(guī)模宏大的古建筑——忠烈王公祠，祠內(nèi)供奉的是其王氏五世祖王佐的塑像。王佐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，能得后世子孫修祠立像永世紀念呢？帶著諸多的疑問，我尋訪了村內(nèi)的老人，并詳細查閱了《王氏家譜》《海豐縣志》等諸多史料，從中找到一些答案。
王佐（1384～1449）字孟輔，出身名門，其祖上是淮北人，元代徙居武清，明初遷至海豐縣三王村（今慶云縣前王、中王、后王）。由舉人入太學，仕至戶部尚書兼任吏部，明朝“土木堡之變”中以身殉國，朝廷為旌其氣節(jié)，盡享殊榮，特贈榮祿大夫、少保尚書，諭葬祭，追封三代，敕造王公祠，賜謚號“忠簡”，封其長子為戶部主事、次子為監(jiān)察御史。
王佐自幼聰穎好學，為人坦誠，諳于禮儀，有譽于鄉(xiāng)，人稱孝廉。明永樂九年（1411年），王佐考中舉人，被安排入太學深造。在太學他博覽群書，對經(jīng)史百家的諸多學問都精研細讀，做到了融會貫通，尤其擅長“積貯”（理財）之道。
永樂十六年（1418年），王佐升任吏科給事中，在皇帝的召見中，因奏對詳雅，辭章合體，意述深邃，儀表端莊，頗得皇太子朱瞻基的青睞。宣德元年（1426年），朱瞻基稱帝，王佐很快就得到了擢升，被越級提拔為戶部右侍郎，并委以理財重任。同年，宣德皇帝御駕親征，平定了漢王朱高煦的叛亂，并要大肆清理朱高煦的余黨，王佐秉公直言，極力反對擴大株連的范圍，宣德皇帝才放寬了查治的力度，從而挽救了許多無辜者的生命。 |
宣德初期，太倉、臨清、德州、淮徐等地糧倉管理混亂，大小官吏貪墨成風，積弊十分嚴重。于是，皇帝指派王佐到各地進行巡視，他嚴加稽核，申飭律例、整頓法度，懲治了一批貪官污吏和失職瀆職人員。朝堂上下肅然起敬，各級官員都稱贊有加，認為王佐此舉堪稱善政。明朝將都城遷居北京后，糧食供應全靠大運河運輸。平江伯陳暄上書朝廷，他認為負責漕運的12萬兵丁太辛苦，終年勞作還是疲于奔命，建議征調(diào)南方百姓12萬人，軍民輪番轉(zhuǎn)運。皇帝下詔，令王佐等大臣共同商議陳暄的建議，經(jīng)過調(diào)查，王佐認為“東南民眾力已盡”，生計維艱，難以承受漕運之勞，因此竭力反對征調(diào)農(nóng)民參與漕運，并向皇帝陳述“養(yǎng)民興國”的道理，皇帝大為贊許，并駁回了陳暄的條陳，仍按原例行事。
宣德六年（1431年），王佐升任戶部左侍郎，被派往督理通州至直沽的河道疏竣工程。在他的周密調(diào)度下，工程得以如期順利竣工，為國家節(jié)省了大量的民力和資材。宣德七年（1432年）初，剛回到京城的王佐又奉旨承辦宣府屯田、甘肅軍餉等事宜。深明“計然”之策的王佐竭力承辦，他處處以國家利益為上，辦事公道干練，權責賞罰分明，為人處事得體，朝野上下深受好評。同年11月，宣德皇帝賜衣，并頒賜王佐敕：“西北苦寒，念爾提督轉(zhuǎn)運糧餉辛勤。特賜爾織金擰絲衣服一襲。爾體朕愛恤軍民之心，務在區(qū)籌得宜。俾人不勞而糧餉足用，庶副委任之重。 ”
宣德八年（1433年），王佐任京師及通州倉場總督。兩倉場關系到京城的糧食供應，歷來是朝廷最為關注的地方，也是積弊叢生，貪賄盛行的地方。王佐深明生計之策，他管理有度，理財有方，從而迅速理清了賬目，處置了一批貪腐人員，設立了一套較為完備的管理制度。此后經(jīng)年，京通糧倉的面貌煥然一新，運轉(zhuǎn)調(diào)度井然有序，王佐的清廉之名更加彰顯。
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，英宗即位，王佐奉命外放，出鎮(zhèn)河南。在此期間，他開展了詳細深入的調(diào)查，深刻認識到地方駐軍負責征收糧稅的弊端。于是向皇帝上疏，直陳各地駐軍直接向百姓征收稅糧私弊嚴重，建議革除這項容易產(chǎn)生腐敗的稅糧征收制度，除邊境衛(wèi)所外，稅糧征收都由戶部負責督理。英宗皇帝采納了王佐的建議，變革了稅糧征收體制，除邊境衛(wèi)所外，其他軍隊的供給全部改由戶部統(tǒng)一管理。此舉大獲收益，既杜絕了軍隊肆意征糧的貪污之路，也免除了百姓被騷擾之苦，大明的國庫也日漸充實起來。
明正統(tǒng)元年（1436年）秋，鑒于各地鹽場、鹽運使司及各場鹽課司官吏不遵成例，貪贓枉法，縱容灶戶私煎私貨，勒索鹽商。英宗皇帝命戶部左侍郎王佐、刑部右侍郎何文淵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與言等人，以欽差身份巡視督理兩淮、長蘆、江浙等地鹽政，這也是明朝欽差巡理鹽政制度的開始。所到之處，王佐等人按照國家律令，厘定規(guī)章，嚴加查巡，懲辦瀆職之吏，重罰枉法之徒，大明王朝的鹽道境況迅速好轉(zhuǎn)，國庫收入大幅增加。
明正統(tǒng)六年（1441年），因政績卓然，王佐擢升戶部尚書。正統(tǒng)十二年（1447年），又兼署吏部尚書。王佐擔任戶部尚書之時，正是北部少數(shù)民族瓦剌強盛并不斷地騷擾邊關的時期，戰(zhàn)事頻繁，動輒用兵，耗費巨大，國庫空虛，全靠王佐從容調(diào)劑，節(jié)縮有方，國家財力才勉為運轉(zhuǎn)、不致匱乏。
明正統(tǒng)十四年（1449年）七月，瓦剌大舉入侵，宦官王振裹挾英宗御駕親征，諸公、侯、伯、尚書、侍郎以下50萬人馬倉促出發(fā)。剛到宣府即遇暴風雨。王佐與兵部尚書鄺野恐出兵不利，要求停止進發(fā)，遭到王振拒絕。二人懷揣奏疏跪于草叢，苦苦哀求，要求見皇上，從早到晚，不得所請。大軍到達大同，監(jiān)軍郭敬報告敵軍實情，王振才感到形勢不利，下令退兵，卻又讓皇帝繞道宣府，臨幸自己的老家蔚州。王佐、鄺野鑒于戰(zhàn)事已迫在眉睫，請皇上急速入關避敵，并加強后軍戒備，王振不予理睬。二人進帳面請，王振派人拉出，并讓其跟隨老營行動。明軍退至懷來縣土木堡，被瓦剌軍圍攻，明軍大敗。土木堡一役，明英宗被俘，王佐等66名大臣罹難，數(shù)百名侍從喪生，50萬大軍覆沒。這就是明朝歷史上最悲催的“土木堡之變”，大明王朝也由此從興盛走向衰落。 （待續(xù)）
（縣委黨史研究中心崔奎英）